【分析】杭州丝绸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
先秦以前，杭州地名还未出现。春秋时期，浙江大部分地区属于越都城在今绍兴市。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自吴返后，用谋士计然和范蠡的复灭吴之策，省赋敛，劝农桑，并且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发展农桑生，终于增强了力，灭吴称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汉时实施休养生息，以农桑为本的政策，重视和发展蚕桑丝绸生。浙江蚕桑丝绸生的重点区域，出现了由浙会稽今绍兴市一带向浙西杭州嘉兴湖州原延伸的局面，杭州丝绸生得到了发展。 汉末魏蜀吴三鼎立，杭州地属吴，吴主孙权为富春人今杭州富阳市龙门镇，将发展蚕桑丝绸作为解救民生凋敝，赡军足的重要举措。1958年10月19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清理浙大古荡钢铁工地时，发现并确认了两座古汉墓，其2号墓为汉代武官朱乐昌夫妇合葬墓，墓有大量的随葬品，其夫妇所盖的丝绸被子为杭州出土最早的丝绸品实物。 隋代以前，杭州还只是一个江滨邑。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后，废钱塘郡，设杭州。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大臣杨素调集民工筑杭州城。随着杭州城市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丝绸生亦同时兴起，当时杭州城内已有丝绸买卖，而且向朝廷纳贡丝绸。隋代推行均受田制和租调制，规定桑田为永业田，凡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当时新安遂安今淳安县一带，普遍推广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的经验，可知当时杭州区域内的蚕桑生已比较发达。 唐代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蚕桑丝绸生得到了发展，并且出现丝绸心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当时杭州生的丝织品不仅是当地的商业货品，而且远销西北边陲，再沿着陆上丝绸之路销到亚诸。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等地发现的唐代丝织品，据专家分析，有不少为杭州生的丝织珍品柿蒂绫。 唐末五代十时期，杭州属临安人钱镠为主的吴越所治。出现了年年无水旱之忧，岁岁有农桑之乐的盛世。当时不仅农村桑麻蔽野，城镇也出现了春巷摘桑喧姹女的盛况。在丝织生方面，据吴越备史记载钱镠在杭州设立了官营丝绸织造工场织室，这是杭州设立官府织造机构的开端，对后世杭州丝织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宋代杭州丝绸生达到了鼎盛时期。北宋年间，杭州的官营丝绸业有了一定的规模，呈持续发展的态势。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廷在杭州设立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使杭州成为重要的对外港口，杭州的丝织品由此远销阿拉伯及南亚一些家。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在杭州又设立了织造机构织。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正月，南宋正式定都杭州，大批官宦巨室商贾工匠等亦随之杭。为皇室服的宫廷绫锦染文绣裁造等工场纷纷迁杭，工匠们带精湛的丝绸织染制作技艺，对杭州丝绸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杭州成为当时全的丝绸生贸易技术和信息心，由此，丝绸之府的美誉名传天下。 元代杭州丝绸生与贸易依然相当兴盛。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世祖设西织染局于苏杭。后南宋设在杭州的官营丝绸织造工场改称文锦局，仍设于武林门外夹城巷晏公庙旧址，另有织染局位于太坊织造署。文锦局织染局是官营织造工场，而织造署为织造管理机构。元代还是杭州对外贸易的极盛时期，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与海外的商贸易往相当频繁，马可·波罗曾称杭州羊坝头一带为阿拉伯世界。 明代杭州丝绸业发展较快，成为杭州丝绸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据明会典记载，明廷在浙江设10处官营织染局，居全各行省之首，而杭州染织局的生规模和丝织品的实际量，均为全省之首。明代杭州民营蚕桑丝绸业更有以工巧，衣被天下明书·方域志卷三十九之称。并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生技术水比前朝有显著提高。明代杭州丝绸业行会组织的建立，也可作为丝绸业资本主义生关系的又一明证。 清代杭州丝绸业仍分为官营与民营两大系列。顺治初年，清政府即在北京设立内织造局，在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建立了官府织造局，统称为江南三织造。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至嘉庆十一年公元1860年，是江南三织造丝织品年量比较稳定的高峰期，这时杭州局均年量4683匹，江宁局3585匹，苏州局为2815匹，杭州局占三织局总量的40.40％。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杭州民营丝织业呈现机户万计的盛况，不仅城丝织业发达，而且邻城镇如塘栖临等处的丝织业也相当兴旺。 民期间杭州蚕桑丝绸生发展态势大致上可分为盛和衰两个不同时期。从民元年公元1912年到25年公元1936年之间，丝绸业的发展虽有波折起伏，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主流是盛；而从民26年公元37年到38年公元1949年上半年之间，前有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八年的摧残和掠夺，后有全内战造成社会动乱，经济崩溃，期间虽有过短暂繁荣，但总体上是衰，是遭受劫难。 新成立后的前五十年19491999年，杭州丝绸经历了波浪式的发展道路。第一阶段，从19491952年的三年多时间，基本上完成了恢复生的任；第二阶段，从19531960年前后，全行业的生和经济效益达到新水；第三阶段，从19611965年，通过贯彻八字调整方针，生水和经济效益都创造了建后的最高水；第四阶段，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6年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生时开时停；第五阶段，从19771999年，杭州市丝绸行业进入改革开放和业结构大调整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前期，丝绸生虽有过大波动，但总体上处在稳步发展，其1993年全行业的生和经济效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期间，杭州的丝绸业虽历经结构调整改革重组等波动和起伏，但一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杭州丝绸的文化底蕴 千里迢迢杭州,半为西湖半为绸。杭州丝绸的巨大吸引力，甚至不亚于美丽的西湖。人们向往杭州这样一座丝绸般柔软的城市，既钟情于风光旖旎美不胜收的西子湖，也爱慕那色彩缤纷优美华贵的丝织品。丝绸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生活消费品，而是承载了杭州人的生活情趣历史情怀和艺术感悟。在长期的丝绸生和生活实践形成的杭州丝绸文化，它集反映在与丝绸相关的历史记载文物遗迹故事传说诗词篇章人物传记俗禁忌及蚕桑丝绸生商贸等各个领域之，同时彰显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春秋时代，越王勾践以奖励农桑为富政策。相传我古代美女西施在被献于吴王夫差之前，曾在家乡诸暨浦阳江畔的苎萝村养蚕织帛，常浣纱于村旁江边。后人在江边立石纪念，刻浣纱二字，还在附建浣纱亭。这一美丽的历史传说，成了当时越乡村已生丝织品的佐证。 汉代丝织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汉末三时期，杭州属吴，据浙江蚕业史引日本人佐藤真杭州之丝织业一文称三世纪初，从吴去日本的人很多，其有著名的织工和裁缝，日本人称之为吴织。到日本聚集的地方叫吴原，从杭州输入的丝织品叫吴服。 隋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杭州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逐渐成为繁华的都市。特别是大运河南端终点的北关门外现武林门外至湖墅一带，更是人烟辐辏，商贾云集。浙江向朝廷纳贡的丝织品，多由杭州装船，经运河输往京城。 进入唐代之后，随着杭州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丝绸生也得到了发展，丝织品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唐穆宗长庆二至四年公元822824年间，担任杭州刺史的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杭州春望的诗，诗云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提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诗提到的柿蒂，即为当时杭州盛的柿蒂花绫。 唐代杭州生的丝织品不仅是市内的大宗货物，而且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货物之一。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解闷十二首写道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古驿楼。 写的就是内外商人往于杭州与扬州之间经商的情景，诗所提到的西陵即现杭州市滨江区的西兴镇。 年从丝绸博物馆获悉，杭州雷峰塔地宫曾出土过吴越时期的越罗，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越罗在唐代已很有名，杜甫的白丝行已经将越罗与四川的蜀锦相提并论越罗蜀锦金粟尺，意思是越罗和蜀锦一样非常珍贵，要用金粟尺量，金粟尺是富贵人家的用品，尺上的星点用金粟嵌成。 杭州丝绸的织造技艺水在唐代后期有很大的提高，相传唐初重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的九世裔孙褚载，他从以织锦袍闻名于世的先家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得机杼之法，归杭传授里人，对以后杭州所出，为天下冠起了积极作用，杭州丝绸业人感其功德，在褚家堂后称忠清巷，今杭州市新华路建庙奉祀。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改为观成堂，有碑文可鉴。宣统元年1909年迁地改筑至直大方伯，称绸业会馆，旧址现存浙医一内。 梁开元年公元907年，钱镠受封吴越王，审时度势，实行保境安民策，遂善诱黎氓，八蚕桑拓吴越王钱公生祠堂碑。后人在论及钱氏的功绩时，多次提及他对发展蚕桑丝绸生方面的贡献。钱武肃王功德史说钱镠劝民从事农桑，至今千余年，江浙丝绸业为全之冠。民十二年公元1923年，杭州士绅募修钱王祠，当时的浙江总督亦称颂钱镠功在河山，利在农桑。钱王祠现为杭州西湖风景区一著名景点。 太兴三年公元978年，吴越王钱镠纳地归宋，杭州和浙江大地属北宋政权管理。期间杭州的官营民营丝织业都具有一定规模。朝廷命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雕刻织绣之工，曲尽其巧，诸色匠役数千宋史纪事本末，可见当时规模之甚。著名词人柳永在望海潮词如此盛赞杭州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南宋定都杭州，改名临安，历时150余年。当时杭州丝织业盛极一时，仅官营织锦就有雇工数千，织机数百，私营纺机也有很大发展。梦梁录所列丝织品就有绫锦绢罗纱绸等十多个品种，杭州市内呈现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和都民女士，罗绮如云的盛况。时任於潜今属临安市县令的四明今鄞县人楼璹作蚕织图，将蚕桑丝织生分为24事，图及所附的24首诗，完整地记载了南宋时杭州蚕桑丝织生的主要技术水，经高宗续配吴皇后修改加注后，广为流传。 元代杭州丝绸远销海内外。那时，杭州城里的商贾一半以上从事丝绸贸易，装载绸缎的船只川流不息，远及欧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称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是天城，人在其，自信置身天堂。据马克·波罗游记记载由于杭州生大量的绸缎，加上商人从外省运的绸缎，所以，当地居民大多数人，总是浑身绫罗，遍地锦绣。游记还说杭州各地市场很多，不只附农村全各地，甚至印度及其他邻，都有商人此贸易，市场商品很多，丝绸品占很大比例。当时阿拉伯一带杭州经商的人相当多，他们在羊坝头今杭州市山路段一带聚居，开设店铺。由于他们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有位埃及富商欧斯曼出资创建了真教寺清道光十八年改名为凤凰寺，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又增建了大殿，现今尚存。 明清时期杭州丝绸丝织手工业及家庭绸坊充斥大街巷，当时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之誉。清代康熙皇帝在桑赋序写道朕巡浙西，桑树被野，天下丝绸之供，皆在南，而蚕桑之盛，唯此一区。杭州丝绸在内外均有着很大的市场，张瀚在松窗梦语说虽秦晋燕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者，必走浙之也。 清叶，杭州丝织业有两大集地，一是园巷一带，多为熟织物先染后织；一是艮山门外闸弄口一带，多为生织物先织后染。而丝绸市场则在忠清巷园巷一带，每日从宝善桥仓河下装船埠头装载的绸缎，连接运河运往全各地乃至外。有诗曰荘船埠头挂布帆，微风掠水日西衔。夜别有空蒙景，渔火星星隔翠衫。这些满载丝绸的船只，初则行销南洋，然后，愈推愈广，远及欧美杭州重建观成堂记。 新成立以，和家领导人十分重视杭州的丝绸业与历史文化。1957年3月，时任总理在参观视察杭州都锦生丝织厂时，曾指示都锦生织锦是工艺品的一朵奇葩，是宝，要保留下去，要后继有人。在家外事活动，杭州丝绸也往往成为礼送外首脑和贵宾的首选，它传递着华文明，成为西方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 蚕桑丝织是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标识，五千年，它对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生了深远影响。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决定，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代表作名录。杭州丝绸的杭罗织造技艺作为蚕桑丝织技艺的重要代表性项目，正式加入世遗，为杭州丝绸历史文化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丝绸文化是杭州文化的物化代表，它彰显着杭州发展的独特优势。当杭州丝绸文化的唯一性差异性独特性与城市经济运行相结合，就会形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如今，发掘杭州丝绸文化的内涵，突出杭州丝绸的历史文化特色，提升杭州丝绸之府的文化品位，更是历史赋予杭州的责任，也是杭州丝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源征途咨询 转载请注明出处
